■本報記者 溫新紅

瑞典病理學家Folke Henschen曾說：“人類的歷史即其疾病的歷史。”

事實上，歷史中幾次大的傳染病深遠地影響甚至改變了西方文明史。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進一步解釋這一關系：“在世界歷史上，任何一次傳染病的流行，都是人類文明進程所帶來的；反過來，每一次大規(guī)模的傳染病又對人類文明本身產(chǎn)生極其巨大而深遠的影響。這是一個總的概念。”

2003年突如其來的SARS，讓國內(nèi)學者從不同領域作了反思，同樣的，科學人文學者也對科學技術以及人與自然、人與細菌、人與環(huán)境的關系作了反思。

時隔10年，我們回顧當時，再次聽聽身在其中的科學人文學者的思考。

自然的報復

SARS帶給人們最大的提示莫過于科學技術的局限。

原本人們認為細菌病毒在抗生素(antibiotic)時代完全是有克星的，結果SARS來無影去無蹤，沒有克星，不知道其發(fā)病機理，也沒有有效辦法去應對。

在控制SARS疫情的發(fā)展上，最先進的技術沒有派上用場，真正讓SARS得到控制的是傳統(tǒng)的隔離方法。

科學技術高度發(fā)展，以致有一部分人就把科學當成萬能的，把技術當成萬能的，北京大學教授劉華杰在談到SARS時說：“隨著科技的發(fā)展、生產(chǎn)力的提高，人類有一種幻覺，以為人類征服自然的能力是無限的，即使碰壁了，人們還會認為‘我們終將超越障礙’，我們的目的一定能夠?qū)崿F(xiàn)。”

“現(xiàn)代技術是一個網(wǎng)，讓我們想從中反叛都無可憑借。”北京大學教授吳國盛在談到現(xiàn)代技術的本質(zhì)時說，“現(xiàn)代很多技術哲學家一再呼吁技術時代的危險，但危險并不在于環(huán)境災難、核電站泄漏、飛機失事，這些都是表面現(xiàn)象，真正的危險在于我們對于危險本身不知不覺，我們不知道有危險。”

已故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當時曾撰文說要反思科學：“抗擊SARS、防治傳染病是用科學知識來救人，但從目前的情況來看，科學一時還跟不上。人類要反思，科學的進步到底該落到哪里，是毀滅人類還是造福人類，這一點是十分重要的，這關系到文明的前途。”

對于SARS這場災難，人們不禁要問：是誰造就了超級病毒，它的來源是什么？它為什么會出現(xiàn)這么惡毒的效果？思考結論還是因為人類自己。

北京大學醫(yī)學部教授王一方說原因就有兩個：一是對環(huán)境的侵入，二是抗生素(antibiotic)的大量使用。

盡管不清楚SARS病毒來自哪里，但是隨著人類活動范圍的不斷擴張而導致原始自然環(huán)境的日益縮減，生物物種的減少，人類勢必侵犯了許多病毒的藏身領地，迫使它們顯露出來，從而侵襲人類。

這再次促使人們反思人類與動物、微生物之間的生態(tài)學關系，想到人與自然的關系，想到“敬畏自然”。

美國思想史家納什撰寫的《大自然的權利》，清楚地講述了許多思想家是如何一步一步擴大倫理主體范圍的，雖然納什本人持保留意見，但他的思想史著作啟發(fā)人們尊重外物，敬畏自然。

劉華杰認為，站在“非人類中心論”的立場上看問題，人類不會失去什么，相反能夠超越自己，更好地傾聽自然的簫聲，理解大地的意圖，使我們的行為與自然之間更加和諧。而過分強調(diào)“人類中心論”，人類不會因此而偉大起來，相反人類的狂妄要受到自然的“報復”。

“20世紀的人類科學提示我們，對于不可預測或者尚未預測的東西，人還是要謙虛一些為好。這也是敬畏自然的一條重要理由。與未來、與自然打賭，謙遜一點，就相當于多給自己留了一條后路。”劉華杰說。

共生還是戰(zhàn)勝

除了敬畏自然，“對待病毒也好，對待生物也好，也要有敬畏感。這種敬畏，不僅僅是對病原的敬畏，實際上它本意是對未知世界的敬畏，對生命豐富性的敬畏，對疾病、對痛苦的敬畏。”王一方加深了對“敬畏”的理解。

其實人和細菌、微生物的關系是一種共生的關系。但抗生素(antibiotic)的大量使用破壞了這一平衡。

美國研究人員托馬斯·劉易斯曾說，其實微生物的世界跟人類完全是和平共處的。它對人類發(fā)生攻擊的那一部分很小，結果我們恰恰用大量的抗生素(antibiotic)、消毒劑把那些正常的細菌的群落給殺滅了。

我們沒有重視的細菌到底是什么？學者給的答案是：不要妄想把細菌全部消滅。

著名病理生理學家、中國科學院院士韓啟德在談到“人類與傳染病的斗爭”時說，“人類、微生物及其他生物都是在這個自然界共存的，它們之間是一個相生相克的、互相制約的關系”。他說由于疫苗(vaccine)的產(chǎn)生、特效藥的產(chǎn)生和我們對病原體的認識，傳染病大大地減少了。但是實際上在近30年，依然產(chǎn)生了30多種新的傳染病。

因此，“在自然界，這個病毒可能寄生在某一部分的生物體里邊，但是它又不侵襲另外的一些人體，當所有這些生態(tài)改變的時候，必然要產(chǎn)生新的疾病，所以說傳染病將長期存在，這是一個符合自然辯證法的實際情況”。

北京大學教授鄭也夫在SARS后，談到過細菌的啟示，認為“細菌的不可毀滅性”是其特征之一。因為“細菌具有別的生物不可匹敵的生命力。它們對生存條件的要求很低，地上天上水中土中無所不在”。即使“發(fā)生核戰(zhàn)爭，在毀滅人類的同時還將毀滅脊椎動物(vertebrates)，但是大多數(shù)的昆蟲能夠幸存下來，核武器更奈何不了細菌”。

面對這一不可改變的事實，劉華杰說我們的態(tài)度應該是，“要學會與自然共生，學會化敵為友，‘疫苗(vaccine)’就是這個道理。共生是進化的策略和智慧”。也就是說，要調(diào)動人自身的免疫力。

既然是共生關系，那么抗擊SARS疫情時，我們把“微生物世界的病毒”當成中華民族面臨的共同敵人，這矛盾嗎？

王一方認為不矛盾。他說這是事情的兩面性。這次病毒闖了禍，就必須要減毒，必須限制它。“大趨勢是共生，個別問題上是抗擊�；蛘哒f，從整體來講，大的關系人與自然、微生物是要共生的，但具體到這次SARS病毒的出現(xiàn)，那就是我們要戰(zhàn)勝的敵人。”

《中國科學報》 (2013-04-12 第20版 SARS十年)

本文來自：逍遙右腦記憶 http://www.simonabridal.com/chuzhong/493494.html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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